張智全

今年12月2日是第十四個“全國交通安全日”。新華社近日梳理多起交通安全案例，聚焦由輔助駕駛引發(fā)的事故，揭示濫用智駕背后的法律風險，警示公眾合理使用技術，安全行車。其中，北京司機閆某某因醉酒后啟用智駕充當“代駕”，被以危險駕駛罪判處拘役并處罰金。上訴時，其辯稱智能駕駛技術已成熟，降低了道路危險性，請求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未予以支持，并明確指出：輔助駕駛系統(tǒng)“不能代替駕駛人成為駕駛主體”。

當前，與智能輔助駕駛相關的危險行為屢見不鮮。部分駕駛人將“輔助駕駛”簡單等同于“自動駕駛”，在行車過程中刷手機、看電影，甚至躺臥休息，上演現(xiàn)實版“大撒把”。這些行為，既反映出駕駛人對技術的盲目信任，也暴露了其對法律責任的無知與漠視。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2025年前七個月，我國具備組合輔助駕駛功能的新車滲透率已超60％。技術普及迅速與安全規(guī)范滯后的矛盾，正成為道路交通安全的新隱患。

濫用智能輔助駕駛技術而致危險行為頻發(fā)，緣于認知誤區(qū)與責任模糊。一方面，一些企業(yè)在宣傳中使用“高階智駕”“零接管”等話術，有意無意地模糊了技術邊界，使不少人誤以為汽車能“完全自主駕駛”；另一方面，一些駕駛人將智能系統(tǒng)視為獨立的“交通參與者”，認為一旦出事可歸咎于技術缺陷或自身“使用不當”，從而逃避法律責任。北京司機閆某某醉酒后啟用智駕，事發(fā)后仍以“技術已成熟”為由請求輕判，正是此類認知偏差的典型例證。

然而，上述北京二中院的判決，明確傳遞出“輔助駕駛不能替代駕駛人成為主體”的強烈信號。公安部早已指出，目前國內市場銷售的汽車智駕系統(tǒng)均未達到“自動駕駛”標準，駕駛人仍是最終責任主體。一旦因脫手脫眼引發(fā)事故，駕駛人將面臨民事賠償、行政處罰乃至刑事追責三重法律風險。各地法院對相關危險駕駛罪的判決，不僅是對違法個體的懲戒，更是對全社會的法治警示——方向盤背后，必須是清醒且負責的人。

目前，技術快速迭代而法規(guī)相對滯后的矛盾日益凸顯，確保智能輔助駕駛行穩(wěn)致遠，應構建完善的法律監(jiān)督與責任框架。首先，應進一步厘清法律責任邊界，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，明確智能輔助駕駛場景下駕駛人的具體注意義務與操作規(guī)范，使“手不離方向盤、眼不離前方路”成為法律約束。其次，必須強化對技術宣傳的規(guī)范。監(jiān)管部門應對“自動駕駛”等術語進行嚴格界定，防止企業(yè)夸大功能、誤導消費者。同時，針對網(wǎng)絡上售賣用于欺騙系統(tǒng)的“智駕神器”等作弊工具，應加強市場監(jiān)管與平臺治理，斬斷其流通鏈條。

此外，企業(yè)責任不可或缺。技術提供方應通過顯著方式充分提示系統(tǒng)局限與風險，加強用戶教育，并通過技術手段減少濫用的可能，形成“法律劃定底線、技術提供支撐、監(jiān)管確保落實”的治理閉環(huán)。

歸根結底，在道路交通這一關乎生命安全的領域，人的主體地位不可替代。技術可以輔助，但絕不能主導；法律必須明晰，且執(zhí)行必須有力。只有堅守“責任歸于人”的基本原則，強化法治的預防與懲戒功能，才能讓智能輔助駕駛在幫助人們更輕松出行的同時，不偏離保護生命安全的終極目標。